新书《问鼎1939》的第二场分享会。从小说文本到荧幕光影，总有一些故事能打动人心。

　　余耕表示，《问鼎1939》这部小说早在2014年就完成了，最早就是为拍摄成电视剧而创作的。虽然当时抗日剧比较流行，但自己还是想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得有点技术含量，于是就有了最初的一个剧本大纲，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投拍，出于一种“不甘心”的情绪，这个剧本最终变成了小说，名叫《古鼎》。2024年，经过半年的修订，这部小说从17万字变成了23万字，在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也签出了影视版权。

　　“十几年前刚开始写小说，对长篇的把控可能还不是很好，尤其细节方面有点赶。去年改的这一稿，补充了很多细节，不管是爱情方面，还是历史、民俗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描写。之前《古鼎》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像一本考古类的学术书，读者可能不会以为这是一本小说，所以这次再版就改掉了，我感觉‘问鼎’这两个字更适合这部小说，双重寓意都贴合了，再加上‘1939’这个年份，就更有历史感和戏剧性了。但话说回来，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还是要有好的故事，只要有好的故事，这个名字一定会流行起来。”

　　谈到《问鼎1939》的影视化改编，余耕认为，这部作品囊括了悬疑、盗墓、考古、谍战的各种元素，不太好归类，但这也恰恰是它的特点所在。他表示，自己创作小说的时候，有两个笃定的原则：第一，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人物；第二，写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基于这两个“不一样”，希望《问鼎1939》在将来投拍的时候，不要往战争片去靠，也不要往盗墓的方向靠，尽可能拍得特别一点，做成一个不一样的范本。

　　别君红首先谈了自己对《问鼎1939》这本小说的喜爱，在她看来，故事的强大内核是影视改编的关键所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一群平民化的小人物守护一件国宝，这个过程本身就特别具有吸引力，守护的方式和国宝的去向所带来的悬疑感，会推动剧情层层递进。而一个精彩的故事内部所蕴含的文化的厚重感，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对这部作品的影视化抱有超高的期待，因为我们现在特别讲究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这部作品在真实的历史背景和虚构的叙事之间，很好地传达了一些文化层面的精神。2023年的《逃离大英博物馆》其实也是跟流失的国宝相关的故事，在当时就引起了全民的讨论。我觉得，之于《问鼎1939》，不管是小说，还是未来的影视剧，一定会再次引发读者和观众们对历史文化的关注，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米荆玉认为，《问鼎1939》本身就具有了清晰的视觉化图景的呈现，这对于未来的影视化改编是一个优势。可以说，这是一部从创作开始，就已经在观众中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的作品。故事的悬念感很强，结尾又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揭晓谜底，从这里就可见作者的写作功力。

　　“这个结尾是悲剧性的，感觉不是冲着商业片去的，将来做影视化改编的时候，这里可能也会预留一定的阐释空间，非常值得我们期待。这个故事里的节奏很紧凑，角色塑造也都非常鲜明饱满，可以很好地抓住主流观众群体，即便是放到短剧的赛道里，也可以大有所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部作品将观众性的优点和类型片的优点基于一身，我对它的影视化前景是非常看好的。”

　　臧杰表示，小说、电影和戏剧的处理手段是不一样的。而为电影和电视剧服务的小说，往往带有一定的类型性，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点”或“包袱”，以及矛盾集中点，都需要有一个不断的起伏。但类型化的作品看多了，也容易产生“看头知尾”的状况。因此，作家必须设法制造“出乎意料”和“神来之笔”，为作品增加更多的趣味感和可读性。

　　“原著和剧本是影视创作的基础，可能还要经过有着相当力量的导演和编剧的二次创作，才会走向一个更好的阶段。但原著作者提供的作品的可诠释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在读《问鼎1939》的过程中，我感觉它跟宅门文化、老字号商战这些传统题材，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些互通性，但它又增加了一个国宝所有权争夺的矛盾，以及古玩行业中的‘造假’内幕，这其实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认识文物古玩，感受家国情怀，都会提供一些新的解读视角。期待这部作品能够经由理想的导演和演员阵容来实现影视化二次创作，早日跟观众们见面。”

　　围绕着《问鼎1939》的悲剧结局，几位嘉宾也展开了探讨。余耕表示，自己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俄狄浦斯王》，从小就有悲剧情结，所以自己的很多小说都采用悲剧作为结尾。

　　“写余宝驹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了袁崇焕，从英雄的悲剧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一种国民性，这其实也对应了当下流量时代的两极管思维。我希望能用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给读者们提供更多的思考角度。”